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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为了心中的七彩泡泡”

2016-08-15

2005年,热恋中的余文玲面对男友如此深问,不假思索地回答:“为中国法治事业而奋斗。”

“不就一个职业,何苦搞得自己这么累?是否考虑去XX房产公司?我来牵线,年薪不低于百万。”

2014年,正因工作压力大向来杭出差的北大同学吐槽的余文玲,面对如此诱惑,一笑而过;

“你怎么还不走啊?你什么时候走?”

2014年年底,身边连续有3个法官离开民五庭,余文玲面对朋友如此调侃式追问,坚定地回答:“我心中那个七彩泡泡没有破灭,还会坚守这里不懈追逐。”

这 是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余文玲人生的三个碎片。她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自己梦想所在,那也许是沐浴过燕园众多名家思想精髓的北大学子逃不掉的宿命。特别是 得知北大优秀校友邹碧华出事后,法律职业共同体再次唱响司法的温度,“他不辱使命、心系社会、勇于担当、甘于奉献的精神,让我望其项背,也是我毕生学习努 力的方向!”

这一次不再动摇,哪怕未来遥远现实骨感,也要像铁轨一样,志存高远而脚踏实地。

“至少那个坑是干净的”

余文玲原本是个标准的理科生,一心想要学医,从事技术性职业,高考时一不小心成了“学霸”,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专业提前录取了。

“法学”,在刚经历初见团校那“弹丸之地”的失落后,是被余文玲当作纯技术专业来读的。“虽然学校很小,整个北京又灰突突的,没有江南那样绿得干净,但既然只能在此,那就埋头读书吧。”

她就像个理科生一样埋头读书,直到遇上一个湖南籍的法学教授。他在课堂上那种文科生的思维吸引了余文玲,虽有浓厚的湖南口音,而且观点偏激颇受争议,但他旁征博引,那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学术的真诚,开启了她更大范围的思考空间,要拿自己所学对社会有用。

每次上课,她都竭尽全力做笔记,因为口音太重、思维跳跃又快,她不得不边记边留空格,下课回忆整理完善这些笔记。这是余文玲接触到的第一个北大法学毕业生。

一本本笔记记下来,她报考了北大民商法研究生。

2000 年如愿以偿后,她见到了更多心怀天下的北大人。同宿舍的好几个同学都是当年各地的高考状元,和这些“女神”一样的北大“土著”整天混在一起,不仅书本问题 而且社会问题,不仅大问题还有小问题,都在关心讨论。“而她们虽贵为‘女神’,但一点拒人千里之外的高傲都没有,谦虚、真诚都对我影响很大。”

做毕业论文时,余文玲选了共同危险行为侵权责任。每天晚上卧谈时,四五个人就在那里争论,责任这样承担会怎样,那样承担会怎样,把法理背后隐含着的公平公正、法律所要担当的社会责任都深入挖掘出来,整个侵权法律关系都体系化了。

她慢慢体悟到法学的经世情怀。2003年毕业,放弃导师推荐的留在北京当律师和到上海当检察官的机会,来到杭州中院,成为那里第一个北大研究生。

当时书记员太少,余文玲开始跟着合议庭做书记员,一年内手写了近300件案件庭审记录。她感谢当年上课做笔记的功底。

那干净、俊秀的庭审记录成为后来书记员崇拜的范本。

每天做着排期、送达、速记、归档等“不用脑子的活儿”,基本每晚都要忙到快10点才回宿舍,同居密友兼同事申正权都看不下去了。

北大最要好的小姐妹要去美国了,当年她们一起到上海考托福,两年有效期也快到了。“走吧,我们一起走。”

听着这个当初对她影响最大的人的呼唤,余文玲犹豫着说:“我起码在杭州中院已有一个法官的坑了。”

见她不愿走,小姐妹最后留下一句“好吧,至少这个坑是干净的”,去了美国。

这个“坑”理论再次让余文玲从琐碎的书记员工作中看到价值所在,开始锁定“为中国法治事业而奋斗”的七彩泡泡。

第一年书记员结束,她在杭州中院荣立三等功,并成为每年新招录的书记员入职培训首选讲师。

“将我理解的公平正义写入每份裁判文书”

余文玲渴望做法官,早在做书记员时就细细琢磨案子了。有一次看判决书,发现一份证据被疏忽,那可是一份关键性证据,提醒后被法官采纳,她开心极了。

后来在审理好一起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上诉后,审判长说让余文玲试试,“用你的理论来写这份判决”。

她忙好书记员的活儿,用周末两天时间抽丝剥茧,针对诉辩意见归纳出5个争议焦点,又针对每个争议焦点给予分析,用理论和证据去支撑起“本院认为”部分,整整写了5页纸,超有成就感。

审判长几乎没有改动,这更让她爱上写判决,“要将我理解的公平正义写入每份裁判文书里去,针对当事人的每项请求说理尽量充分。首先要说服自己。”

这也成为余文玲后来的办案习惯,她享受这个说服自己的过程。但这份朴素的真诚有时也会受到挑战。

有 一次,判决一起原、被告之间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民间借贷,女方的父亲申请判后答疑,硬是说法官是毫无根据的推断。当时的民一庭领导张巧薇耐心解释:“此案 承办人是北大研究生毕业的,她喜欢把证据采信分析得很详细,判决理由写得全面,也就是说她把所有自己理解的案子情况都写到纸面上了,你要在上下文中去理 解,不能断章取义。”

如果写得笼统一点,当事人就难以挑剔了。当时张巧薇没有责备余文玲的“书生气”,才使得她能把详尽的说理保持到今天。

2005 年,余文玲开始接手疑难的骨头案。一起房地产销售代理合同纠纷,房产公司和代理公司所称合同履行基础数据、时间段不一致,事实变化非常多,双方提供的证据 达26项,又有很多销售统计表,案卷一箱箱的堆着。余文玲开了两次庭,坐在办公室里整整看了一个月,边对照证据,边拿着计算器一个个数据按着,记着。这账 算得她头发掉了椅子四周一圈。为调查证据出差到临安,前天晚上做梦梦到自己忘记开介绍信了,第二天起床发现真忘记开了,赶快到单位补上。

此案完结,写好2.6万多字的判决书,交给审判长(主持工作的副庭长)易飞签发。他说:“好了,以后无论把你放到哪里我都放心了。”

从最初接案时“两眼一抹黑”的害怕,到庭领导给出这么高的评价,余文玲觉得这又是自己一个阶段性成长标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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